俄乌冲突持续三年，普京顾问向中国透露：欲收复台湾，这两陷阱切勿踩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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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通常是成功者的专利。但有时候，从别人的挫折中吸取的教训，反而更加深刻。最近，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杜金的一段视频，就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这位被外界部分媒体称为“普京大脑”的人物，过去以其激进的观点著称。

但这一次，他面对镜头，用一种近乎复盘的语气，坦率地剖析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遇到的困境。他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统一立场，但这之后的话，才是重点。他提醒说，俄罗斯已经踩过的两个“大坑”，希望中国能够避免。

这两个“坑”，一个关乎时机，一个关乎心态。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刺耳，却是用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审视一场旷日持久的现代冲突，以及它背后那些关于决策、实力与意志的复杂考量。

杜金反复强调的第一个问题，是时机。将视线拉回到2014年。当时乌克兰内部正经历剧烈动荡，政权更迭导致指挥系统一度陷入混乱，军队的战备状态和士气都处于低谷。在那个时间点，俄罗斯迅速采取行动，控制了克里米亚，整个过程几乎没有遇到强力抵抗。

然而，在顿巴斯问题上，俄罗斯选择了更为间接的“有限介入”方式，并未直接、全面地介入。这背后的考量可能很复杂，或许是出于对西方严厉制裁的顾忌，或许是希望保留外交谈判的空间。

但这一决策，客观上为对手留出了长达八年的重整时间。这八年里，乌克兰的军事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北约的深度介入下，其军队从训练体系、指挥架构到作战理念，都开始向北约标准看齐。

大量的西方军事顾问、教官进入乌克兰，帮助其重塑军队。同时，大量的资金和装备也持续流入。更重要的是，沿着东部接触线，乌克兰构筑了绵密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这些由战壕、地堡、雷场和火力点组成的防线，极大地增加了后续军事行动的难度。

这好比一场对弈。在2014年，对手的防线出现了巨大的缺口，有机可乘。但一方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走法，希望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结果，对手利用这段时间，不但修复了防线，还请来了高人指点，在棋盘上设下了重重障碍。

当八年后棋局再开时，攻防的难度已截然不同。杜金的观点是，如果2014年采取更果决的行动，后续的大规模冲突或许可以避免，代价也会小得多。这个观点，也引发了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思考。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综合实力会越来越强，优势会越来越大。从经济体量、科技水平到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军舰建造速度、导弹技术的迭代，都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我们成长的同时，对手也在调整和准备。对手的策略，可能正是利用这段时间，不断抬高解决问题的成本。近些年，美国对台军售的层级和性能在不断提升。

从过去的二手装备，到如今的“标枪”、“毒刺”等具备较强非对称作战能力的武器，其目的就是将台湾打造成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同时，情报共享、联合演训、人员协训等深层合作也在不断加强。

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潜在的冲突做“预置准备”，意图增加干预的筹码，提升我们行动的风险和代价。岛内一些政治力量推动的“去中国化”教育和舆论宣传，也在持续改变着岛内的社会认同和民意基础。

这就像一个家庭的内部事务。本来可以通过内部沟通解决。但如果有外人不停地递工具、出主意，怂恿其中一方修墙筑垒，甚至灌输“分家”的思想，那么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所以，杜金的第一个提醒，实际上揭示了一个复杂的动态平衡：自身的实力增长，与对手的防御强化和外部干预的深化，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如何在实力曲线和风险曲线之间找到最佳的交叉点，是一个极其考验战略智慧的难题

杜金反思的第二个核心，是心态上的轻视。在2022年冲突爆发初期，不仅是俄罗斯内部，包括很多国际观察者都普遍认为，这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冲突。当时流行的各种“速通”段子，就是这种集体心态的反映。

这种乐观的判断，显然低估了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乌克兰的抵抗意志；第二，西方世界介入的决心和规模。起初，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似乎带有一定的“有限性”，或许希望通过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对方迅速妥协。

但当乌克兰表现出坚决的抵抗意志后，战场的逻辑就改变了。外部援助的规模和速度，更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援助的清单从最初的非致命性装备，迅速升级为反坦克和防空导弹，再到能够精确打击纵深目标的远程火箭炮和巡航导弹，最后甚至包括了主战坦克和先进的防空系统。

这场冲突的性质，逐渐从两国之间的军事对抗，演变为俄罗斯与整个西方支持体系的较量。现代战争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前线拼杀。它是一个综合体系的对抗。北约的预警机、侦察机和无处不在的商业卫星，为乌军提供了近乎单向透明的情报优势。

“星链”系统则保证了其在战场上的通信韧性。可以说，乌克兰军队的“眼睛”和“耳朵”，都得到了外部体系的强力加持。这就使得俄军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被提前预知和针对。

杜金的反思在于，这种始于上层、弥漫于社会的过度自信，导致了对困难的严重低估，使得原本设想的快速行动，陷入了长期的消耗战。这个教训，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台海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客观事实。

但如果因此就简单地认为，解决台湾问题会轻而易举，那就可能犯下类似的错误。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考虑到最复杂、最困难的局面。这不仅包括军事层面。现代冲突的维度是全方位的。金融、网络、舆论、外交，每一个领域都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外部势力只会口头谴责。

他们可能会动用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发动严厉的制裁；可能会利用其技术优势，对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干扰和攻击；还可能调动其强大的全球舆论机器，对我们进行污名化，塑造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叙事。

这些非军事手段的杀伤力，有时甚至不亚于真枪实弹。所以，一旦决策启动，就必须是雷霆之势。这不仅仅是指军事上的快速、果断，更指的是在所有维度上，都要有充分的预案和反制手段。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信息权、瘫痪对方的反应能力，并坚决阻断任何外部的干预通道。

在重大的战略决策面前，任何的侥幸心理和准备不足，都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杜金的分析，是基于俄罗斯的国情和处境。

我们需要借鉴其教训，但更要看清我们自身的独特优势。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雄厚的综合国力基础。中国是全球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动员潜力。

以造船业为例，我们目前的年造船完工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种强大的工业基础，保证了我们在极端情况下，拥有无与伦比的装备生产和补充能力。其次，是我们的经济韧性。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潜力的内需市场，同时也是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这种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格局，使得任何想对我们进行全面经济孤立的企图，都将面临“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困境。这就像一个村子里，你既是武功最高的人，又是所有人赖以为生的米铺老板。

想和你彻底翻脸，就得先掂量一下自己和身边的人以后还吃不吃饭。硬件上的实力是我们的底气。但杜金的提醒，更多的是关乎战略思维这个“软件”层面。那就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战略定力。

不能因为手里的牌好，就掉以轻心。实力强大，是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基础。但如何运用实力，选择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解决问题，则考验着更高层面的战略智慧。

和平的方式，永远是我们的优先选项。这是我们最大的诚意和耐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外部干涉与岛内部分政治力量合流，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时，我们就必须做好应对一切挑战的准备。

杜金的这番话，无论其动机如何，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他山之石”。它提醒我们，在地缘政治的复杂棋局中，每一步落子都需深思熟虑，既要看到自身的优势，也要洞悉潜在的风险。

台湾问题的解决，最终依靠的是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实力。我们不需要去“赌”，因为这本就是我们的家事。

这份法理上的正当性和日益增长的实力，是我们最大的定力来源。未来的道路如何走，考验着我们的决心，也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在实力不断增长的今天，如何保持战略耐心，同时又不丧失战略主动权，将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