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粟裕“放水”战术让蒋介石措手不及！
1949年4月20日之夜，京沪杭战役正式拉开序幕，我解放军百万雄师奋勇横渡长江，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迅速崩溃。随着南京（京）和杭州（杭）分别在4月23日和5月3日被解放，显而易见，接下来的作战目标便是上海（沪）。于是，解放上海的战役随即展开！
一、"对上海实施全面接管，宁愿放任敌人溃逃流窜。"
上海，地处东海之畔，毗邻长江的入海口，当时人口已达到600万，堪称我国的首善之都与经济心脏，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重要据点，其战略地位极其关键。在此之际，汇聚于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统一指挥，下辖8个军和25个师，此外还拥有30余艘战舰、120余架战机，总兵力超过20万人，尚存一搏之力。
4月27日——南京沦陷四日之后，先前宣布“引退”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再度临危受命，乘坐军舰抵达黄浦江，亲自指挥上海的防御工作，并命令汤恩伯务必坚守上海六个月。他意图凭借上海的战略要地之便，引发国际纷争，诱使帝国主义势力介入，借此机会卷土重来。
解放军急速向上海进发。
此时，历经国民党多年经营，上海市区及其周边地区密布着3000座美制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构筑的永久性防御工事、超过1万座野战卫星工事，以及2万余颗地雷。在此基础上，汤恩伯指挥6个军，总计20个师，配备坦克和装甲车，负责守卫黄浦江以西的核心市区及外围的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以2个军，共5个师，防守黄浦江以东区域；同时，驻沪海军与空军亦协同作战，共同构筑防御体系。防御的重点区域设定在浦西市郊的吴淞、月浦、刘行、杨行以及浦东的高桥、高行等地，旨在保护市区安全，并确保位于黄浦江与长江交汇点上的吴淞地区，从而保障海上通道的畅通。
汤恩伯妄自尊大，宣称上海的防御阵地“坚固程度超出斯大林格勒33%”。他狂热地叫嚣，意图将上海打造成“一战中的凡尔登，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
上海之战至关重要，引起了从北平中共中央到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乃至华盛顿和莫斯科也纷纷将目光聚焦于当时中国的首大城市——上海。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强调，攻克上海是中国革命必须跨越的重大挑战。具体困难何在？陈毅后来剖析道：主要忧虑有三：一是我们进攻上海时，美国可能介入军事干预；二是若攻城损毁严重或接管不善，导致停工停电、秩序混乱，上海可能沦为“死城”；三是入城部队纪律若不严明，可能遭到上海市民的驱逐。这三种可能性中，任何一种变为现实，都可能对国内外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面对此类风险，毛泽东神态自若。1949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西柏坡的会议上，罗荣桓发言指出，美国有可能在青岛、上海、广州等地增派海军陆战队，以观察中国内战的局势。这种情况在军队中必须作出回应，然而却难以给出满意的答复。此时，毛泽东果断地打断话题，表示渴望美国派兵三十个师来。当罗荣桓提到部队中关于树立必胜信念以及宣传美国不可畏惧方面做得不够时，毛泽东再次插话，提出应宣传准备应对美国三十万军队的来犯，他本人将予以歼灭。（参见《罗荣桓军事文选》）。对于美国，毛泽东始终秉持着：战略上轻视，战术上重视的原则。面对游弋于上海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毛泽东的态度是：既不恐惧，也不主动挑衅。实际上，美国对人民解放军也是颇感忌惮。4月26日，停泊在上海的数艘美国军舰及海军陆战队主动撤离至吴淞口外，两艘英国军舰也相继离港。
“为了实现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我们必须既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完整地解放上海，又要彻底消灭敌人；既不能采取驱赶敌人的简单手段，让敌人毁城而逃，又必须防止敌人长期盘踞上海，进行烧杀抢掠，让民众遭受苦难。大家要将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比作在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到老鼠，又不能损坏店内珍贵的瓷器。”
依据《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解放上海的使命由第三野战军承担，而该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粟裕，无疑成为了汤恩伯最为强劲的对手！
上海战役态势图。
在策划与实施京沪杭战役的过程中，粟裕始终坚守“确保军政全面胜利”的原则。1949年4月6日，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举行的作战会议上，他更是明确表态：“对上海，我们必须实现完整接收，即便意味着放过汤恩伯部队一条生路。”换言之，为了确保上海的和平完整接管，他愿意给汤恩伯集团留下退路！
二、毛泽东曾一度坚信，“上海实现和平解决的几率极高”。
毛泽东亦抱有和平接管上海的愿景。1949年4月27日，他向渡江战役总前委及第三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如粟裕、张震等，发出电报，指出上海存在和平接管的可行性，并指示第三野战军不宜过分逼近上海，而应积极筹备和平进驻事宜。
首先，三野部队需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以防敌军若突然撤退，上海民众期望解放军入驻时，我方不至于毫无防备，仓促行动，陷入不利局面。其次，若驻沪美军舰艇撤离，加之杭州外围受到威胁，以及上海资产阶级普遍反对在上海开战，国民党驻沪军队可能迅速撤退，上海实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相当高。为此，为了争取更多准备时间，避免国民党军队过早撤离上海，第三野战军不宜过分逼近上海。同时，我方应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在国民党军队迅速撤离的情况下，我军也能有备无患，避免盲目跟进。
关于围攻上海的作战部署，粟裕与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发出的电报。
4月29日，遵照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粟裕与张震迅速采取了两项应对措施，并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告：一方面，鉴于蒋介石与汤恩伯可能不会轻易放弃上海，他们已命令第三野战军第9、第10兵团严阵以待，全力做好夺取上海的战斗准备；另一方面，为使汤恩伯在上海能够维持一段稳定局势，他们要求第9、第10两兵团分别在吴兴以南、苏州以西地域集结，开展城市管理与外交政策的教育，并部署接收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
4月30日，中央军委向粟裕、张震及总前委发出复电，一方面对部署表示充分的肯定，称“部署甚妥”，另一方面，对和平接管上海仍抱有期待：“请立即加紧占领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在一周后，若汤恩伯从海上撤离，你们能够主动且有序地接管上海。”
然而，蒋介石始终不愿放手上海，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汤恩伯集团的覆灭。
当时，粟裕深入剖析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与全国战局的发展态势，进而得出解放上海之战有三种可供采纳的作战方案。
首先，是围困战术。考虑到上海拥有六百万常住人口，其生活物资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地输入，尤其是粮食和煤炭，需求量相当庞大。若是进行长期围困，不仅民众将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工厂的机械设备也将无法运转，甚至饮用水也将告罄，民众的生活将陷入极端困境。与此同时，敌方拥有海上运输线，我们难以将其彻底围困。从战略层面考量，我军一旦渡过长江，应当致力于尽快解放全境。因此，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并不可行。
其次，计划在苏州河以南，敌人防御相对薄弱的区域发动攻势。此策略虽能避开敌人重点设防的吴淞地区，从而降低伤亡风险，但主战场将设在市区，这可能导致城市遭受严重破坏。因此，此战法亦不宜采纳。
第三，我们将战略重心置于吴淞，对其实施钳制攻势，暂缓对市区的攻击。此举旨在封锁敌方海上撤退路线，并迅速切断其抢运上海物资的途径。倘若敌人意图坚守阵地，必然会在吴淞周边集中兵力与我军进行决战，以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逃生通道。若此情形成真，便能避免市区爆发大规模战斗，减轻城市的破坏程度，进而实现完整接管的目标。
经过深思熟虑，粟裕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最终认定第三方案为最优选择。遵循这一指导方针，他与张震共同制定了夺取上海的作战计划。5月1日，他们向第9、第10两兵团下达了攻击命令，并同步上报给了总前委及中央军委。
5月3日，基于对战略全局的深思熟虑，毛泽东并未急于挥师攻占上海。他向总前委、中共华东局以及粟裕、张震发出电报，明确指示：在5月10日之前，切勿急于进攻上海，以便能够利用这10天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自5月10日起，应制定两种应对策略：一方面，若汤恩伯在10天内选择海上撤退，导致上海陷入无政府状态，我军需迅速接管该城；另一方面，若情况允许，可适当延长占领时间，考虑在半个月、二十天或一个月后进行攻占。只要汤恩伯未撤离，我军应坚持这一策略。
人民解放军正跨越黄浦江，从浦东向上海市区挺进。
5月4日与6日，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粟裕同志分别主持召开了三野前委会议，对上海解放后的接收与警备工作进行了部署。随之，解放上海的各项筹备工作便全面铺开。
5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紧急指示：要求粟裕、张震立即行动，在5月10日至15日的数天内，优先攻占吴淞和嘉兴两地，并封锁吴淞江口以及乍浦海口。这份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电报，旨在一方面切断上海敌人的退路，防止大量物资通过海上流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使上海问题通过和平途径得以解决。在此阶段，毛泽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局部战斗迫使敌人屈服，以期在总体上实现上海问题的和平解决。然而，国民党方面却选择了顽抗到底。
三、经过十天的外围与近郊战斗，敌军淞沪外围的防御体系已彻底崩溃。
同意上述部署，请立即执行。
5月8日，粟裕所率的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正式进驻苏州。次日，即10日，粟裕与张震联名发布了《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3号）。
战役分两阶段。
在第一阶段，自5月12日起，我军采取两侧迂回战术，对吴淞实施夹击，旨在彻底切断敌方海上交通线。
在第二阶段，随着接管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圆满完成，我们便对市区展开了全面进攻，力求彻底消灭敌人或迫使敌人投降，从而全面解放这座城市。
依据命令要求，在市区执行作战任务时，应努力避免使用火炮等重型武器，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城市建筑的损害以及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5月12日，第9、第10两兵团对上海周边的守敌展开了猛烈攻势，其战略重心直指吴淞地区，标志着上海战役的正式拉开序幕。
解放军进攻西藏路桥北残敌。
在浦西战线上，我军攻击部队直指月浦、刘行、杨行三地。月浦镇守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舰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拼尽全力顽强抵抗。13日凌晨，第10兵团第29军的部队成功夺取了月浦部分前沿阵地；14日傍晚，该军第87师的三支队伍分别从西、北、东三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势；15日破晓，该师终于占领了月浦的街区。与此同时，汤恩伯得知月浦、刘行失守，杨行告急，便紧急调动驻守市区的第75军回援月浦。
经过激烈的战斗至5月15日，攻击部队遭受了8000余人的伤亡，但仍与敌对峙于月浦、刘行、杨行一线，未能取得显著的战果。国民党中央社大肆宣扬“国军胜利”，而参战部队中也有人抱怨泄气。然而，三野司令员陈毅却对军、师指挥员们说道：“敌人的这些防御工事实际上对我们大有裨益，正因为敌军过于自信，才敢将市区部队调出以支援外围，我们正是利用这一策略！”果不其然，随着解放军在月浦、刘行、杨行等地的稳步推进，浦东直逼高桥，汤恩伯终难按捺，不得不将驻守市区的3个军陆续调往月浦、高桥，为解放军的各个击破提供了便利。
进攻敌人设于敌后之永久性防御阵地，务必精心策划，选取敌军突出、薄弱之处及其接合部进行突破，深入敌方纵深，从侧面或内部发起攻击；集中火力猛攻一点，挖掘交通壕接近碉堡，以小规模部队进行轮番攻击；充分利用炸药的优势，以炸药包作为先锋；发扬孤胆英雄主义精神，改革集团式进攻战术。
循此方针，各部认真总结过往的经验与教训，调整了进攻策略。最终，在5月22日之前，于浦西地区成功掌控了刘行，并在月浦、杨行与敌人展开了持久对峙。在浦东地区，解放军攻势迅猛，至23日下午，已成功封锁了高桥以东的海域，部分区域已实现了对黄浦江的封锁。
在过去的十天里，我军在周边和近郊地区展开了激烈作战，成功击溃了汤恩伯精心构建的淞沪外围防御网。我们解放了10余座县城，攻克了100多处关键据点，推进了超过100公里的距离，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守军的核心阵地，生俘敌人超过2万人，实现了重大胜利。此轮外围作战的成果，迫使汤恩伯将主力部队调集至吴淞口两侧，进一步削弱了市区防御力量，为攻城部队提供了发动总攻的绝佳机会，从而在市郊消灭敌军主力，攻占了上海市区，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四、“任何擅自闯入并擅自行动于（黄埔江）者，一经发现，即刻予以攻击；凡对我方开火者，我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击。”
在上海周边的作战行动中，解放军发现黄浦江上外国军舰正协助国民党军队逃离吴淞口，甚至对解放军的阵地进行炮击。粟裕将军先后两次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汇报，并寻求相应的处置方案。5月20日，毛泽东主席果断通过电报指示粟裕将军，并通知总前委及第二野战军领导层：
黄浦江乃我国内河要地，严禁任何外国军舰擅自驶入。若敢擅自进入并擅自行动，我方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攻击；对于向我方开炮的，必须坚决反击，直至将其击沉、击伤或驱离我国领土为止。
对于任何装载敌军士兵及物资进出黄浦江的中国或外国船只，均应予以攻击。
其核心理念仍旧秉持，既不畏缩，亦不挑衅！我攻城部队坚定执行命令，对敢于向我军开炮、侵犯黄浦江的敌人予以坚决反击，彰显了捍卫我国领土和领海的坚定意志。徘徊于吴淞口外的美、英等国的军舰迅速遁形而去，蒋介石集团依仗外国势力、企图借刀杀人的图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并走向了失败。
首先，旨在全歼浦东地区的敌军，并掌握黄浦江右岸的阵地，以封锁敌人从海上撤退的路径。其次，将进攻吴淞、宝山地区的周边碉堡，实现对苏州河以北敌军的有效包围。最后，对被围敌军进行围剿，以实现解放整个上海的最终目标。
5月22日，中央军委下达复电指令，明确表示批准攻占上海的部署，并要求立即遵照执行。
粟裕迅速下达了《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二野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三野应对可能的美军军事干涉，这种准备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准备，就能有效遏制美国的干涉企图，使其心生畏惧，不敢轻举妄动。实际情况也证明，在整个上海战役过程中，美军始终未曾贸然行事。
在激战正酣的上海战役中，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奋勇向前，对上海邮政大楼发起了猛烈的冲锋。
解放军的战刀高悬于天际，汤恩伯预感到末日的脚步临近，竟悄然带领少数亲信逃离了上海市区，躲藏于吴淞口外的一艘军舰之上。在登舰之际，他特地任命第51军军长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并委以重任，指挥残余的守军进行掩护撤退。面对这副残破的景象，刘昌义心灰意冷，不禁开始思考起自己的未来之路。
5月22日，粟裕接到敌情侦察的紧急报告：汤恩伯率领的部分兵力已逃至吴淞口外的舰艇上，苏州河以北的敌人正逐步向吴淞集结，而苏州河以南仅剩下5个交警总队。基于此判断，他果断下令，于23日夜间提前发起总攻，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同步实施。此外，粟裕还特别提醒攻城部队：为避免城市遭受破坏，进入市区作战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重炮轰击。
5月23日晚，我攻城部队从各个方位对上海之敌发起了全面的总攻。当夜，敌军防线全线崩溃，我部战士奋勇追击，敢于深入敌后，快速前进，巧妙穿插，迂回包抄，成功围歼溃逃之敌。
5月25日的夜晚，历经两日的激战，第27军、第23军以及第20军相继突破上海市区的防线，成功掌控了苏州河以南的区域。紧接着，他们趁胜追击，转而向苏州河的北岸发起猛烈攻势，战斗由此进入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当时，国民党青年军第37军第204师占据苏州河北岸，凭借高耸的建筑物进行顽强抵抗，严密封锁了苏州河面，阻挠了解放军部队的前进，导致我军伤亡惨重。第27军各师纷纷来电，请求解除对重炮使用的禁令。第27军军长聂凤智铭记陈毅的嘱托，坚决拒绝使用重炮攻击，并指示部队改变战术。在发扬军事民主的基础上，第27军的“济南英雄团”一名指导员带领两名战士，选择了一条臭水沟潜入苏州河，趁着阴雨之夜潜渡而过，出其不意地冲入敌军指挥所，成功俘虏了蒋军第204师副师长，迫使该师师部和三个营的1000多名官兵投降，从而突破了敌人在苏州河正面的防线。
5月26日拂晓，第27军与中共上海党组织紧密协作，成功促使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带领其部属逾四万人投降。第27军凭借其防御区域，于次日凌晨迅速清除了苏州河以北、九龙路以西的国民党守军。
五、"若非得准入民宅，便绝无可能踏入，即便是天庭之尊，亦无此特权。"
5月26日的午后，驻守闸北电厂的国民党青年军230师仍在拼死抵抗。直接进攻恐怕会破坏电厂及水厂设施；而政治攻势的实施，却又因线索匮乏而难以展开，我军攻城部队一时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那就好，你们去调查一下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的行踪，他曾担任过许照的教官，请他出面，劝说许照投降。”蒋子英的联系电话很快被找到。5月27日早晨9点，第230师8000余名士兵放下武器，选择投降。至此，上海市区宣告完全解放。6月2日，解放军成功攻克崇明岛，上海战役随之落幕，京沪杭战役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上海国民党守军共计20万人，除了汤恩伯率领的5万余人乘船从海上逃离之外，其余15万人均被歼灭。
进入上海城池，我军恪守严明纪律，未曾踏入民居，选择在街头巷尾露天宿营。
崭露头角的新上海，灯火通明，自来水供应不断，电话线路畅通无阻，工厂与学校均安然无恙。这一奇迹的诞生，理应归功于党的另一支坚强力量——上海8000名中共地下党员以及无数进步群众。正是他们，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守护工厂与学校，策反敌方势力，分发传单，传递情报，使得上海得以完整地回归人民怀抱。
上海解放之际，解放军秉持严明的入城纪律。在此前，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郑重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市区作战严禁使用重型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严禁擅自进入民居。
《陈毅传》中提及，陈毅携数本古籍拜访城市政策组成员曹漫之，提及史册中记载军队应“避免进入民居”，并要求其查阅。不久，《入城守则》草案中便采纳了此规定。部分干部对此存疑，提出如遇雨天或病患等情况该如何处理。陈毅坚定回应：“此规定必须无条件遵守，所谓不进民宅，便是绝不允许进入，即便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也不例外！这乃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市民献上的‘初见之礼’！”
总前委对《入城守则》草案进行了深入讨论，普遍认为“禁止进入民宅”的规定极为必要。该草案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获得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誉。
在枪声沉寂后的首个黎明，当市民们缓缓推开家门，他们不禁惊讶地发现，马路两侧的空旷地带湿漉漉的，上面铺满了身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那些英勇攻占大上海的胜利之师，竟在繁华街道旁安然入睡，这一幕亘古未见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上海市民的心弦。
毛泽东赞许上海战役的辉煌成果。1949年11月27日，他向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发电，提议重庆之战可参照上海战役的策略，适度放慢攻势，以吸引更多敌军坚守重庆，进而将其围而歼之，力求赢得一场如“围剿汤恩伯于上海”般的精彩战役。
上海解放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均已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终结了其长达二十余年的统治；同时，它也象征着中国人民已经奠定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