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为何对彭德怀怀恨在心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遭受批判，金日成同志特地来电，表达了对此次批判的“高度认同”。

据沈志华教授披露，在获悉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后，金日成曾致电中国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

金日成对彭德怀的怨恨已深至极点，以至于他采取了近乎“落井下石”的行径。究其背后的原因，往往会被归结于朝鲜战争期间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所存在的诸多分歧。

这些分歧贯穿整个朝战始末。战争之发动未曾通知中国，“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知道这一消息的”；美军参战，中国为国家安全不得不卷入后，周恩来曾“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的警告”。直到1956年，彭德怀和李克农还曾质问金日成：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在战事持续进行之际，双方围绕军队统一指挥权的归属、是否在越过三八线后继续向南推进、铁路运输补给线的管理权、以及停战谈判的具体签署时机等一系列议题，频繁爆发争执。

例如，在谈判的初始阶段，尽管朝鲜军队无法独立抵挡美军的猛烈攻势，然而金日成对于停战谈判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抵制态度，甚至宣称“我宁愿在没有中国支持的情况下持续战斗”；当中国和美国在战俘问题上陷入谈判僵局之际，金日成却忽然倾向于让中方接受美方的条件，并尽快签署停战协议，甚至劝说中方：大多数志愿军战俘曾经是蒋介石麾下的士兵，“为他们的抗争并无太多实质意义。”

坊间传言，“彭德怀怒扇金日成耳光”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期间，面对战局不利，金日成为了保住实力，不顾整体战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导致志愿军遭受了朝鲜战争中最为严重的损失。彭德怀因此愤怒至极，对金日成实施了两次重重的耳光。这一说法是否属实？

“扇耳光”这一传闻之所以广泛流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战场上的关系确实颇为紧张。

在军队的统一指挥、南进战略等诸多关键议题上，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的分歧愈发显著。二者之间的矛盾重重，其中最核心的莫过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权问题。随着志愿军数十万大军抵达朝鲜，金日成已敏锐地察觉到由朝鲜方面统一指挥中朝军队的设想并不切实际，因而转而力求维护人民军的指挥自主性。然而，彭德怀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他发给的电报中，彭德怀直言不讳地指出：“朝鲜党征兵问题极为严峻，16至45岁的男性公民皆被征召入伍。入伍工人的家属无人问津，普通民众则面临饥荒。一切缺乏长远规划，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行为无处不在”；“军事指挥过于幼稚，19日下达死守平壤的命令，但最终仅有三万人成功撤退”……由此可见，他对朝鲜方面的军事指挥能力深表怀疑。

在首场战役的进程中，由于双方协调不力，加之朝鲜的党政军民在撤退过程中堵塞了道路，导致“志愿军行军与作战受到阻碍”，以及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等事件频发，这一系列情况促使彭德怀开始深思军队指挥权的集中统一问题。然而，金日成对此问题极为敏感，拒绝合作，坚决主张仅派遣参谋负责通信联络，并不同意人民军总部靠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希望保留人民军第6师与志愿军并肩作战，但金日成却坚持将其调离；彭德怀提出在第二次战役后撤退数十里设伏，而朝鲜方面联合苏联驻朝军事顾问表示反对。最终，此事升级至莫斯科，斯大林亲自作出决定，表示“完全赞同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此事才得以平息。

缺席生日庆典

在朝鲜战事中，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积累了深厚的隔阂，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战场的幕后。据志司参谋杨迪透露，1952年4月15日，正值金日成40华诞，朝鲜方面计划举办庆生活动，曾三次恳请彭德怀出席。每次邀请都由党政军最高层领导亲自出马，但彭总却执意推辞。据回忆，彭总当时的言辞大意是：此刻前线战士正与敌血战，朝鲜领土遭受严重轰炸，民众生活困苦，如此境地下，举办40岁生日庆典是否适宜？友方领导因此对彭总产生了新的不满。不论彭德怀拒绝出席金日成生日庆典的真实原因如何，这一行为无疑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金日成因南下争议拍案。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参与了第三次战役，成功将美军及南朝鲜李承晚伪政权驱逐出汉城。当中朝联军的前锋抵达三七线附近时，彭德怀突然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苏联驻朝鲜大使兼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闻讯后，怒气冲冲地指着彭德怀斥责道：“彭德怀，你这是右倾的表现！我必当上告，让斯大林亲自来教训你！”

彭德怀与拉佐瓦耶夫争执至第三日，金日成亲临中朝联军司令部。他踏入门口，便直接质问道：“精彩才刚刚开始，双方交锋未久，怎就草草结束？再者，如此重大事宜，理应事先与我沟通。”

彭德怀语气沉重地表述：“自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至今，已历经七十个日夜。目前统计数据显示，我军已付出惨痛代价，伤亡人数高达五万余。其中，因病痛折磨以及严寒与饥饿夺去生命的约有五万，累计伤亡人数达到十万。如此沉重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

金日成静默聆听，未发言。

彭德怀强调：“此外，由于空中优势尚未掌握，运输线面临重重困难，前线缺乏粮食补给，棉衣短缺。在20万将士奋力前推追击的过程中，竟有一半人丢失了鞋子，连做饭的锅也失落了。在严寒的冰雪天地中，战士们赤脚行走、空腹前行，如此境况，他们又如何能继续追击呢？”

金日成未发言。

“再者，”彭德怀目光扫过金日成，进而阐述他的观点，“据侦察所得，敌军退至洛东江，意图是借助洛东江的天然防线，于江岸两侧增设防御工事，诱使我军南进，进而予以围歼。”

邓华紧接着补充道：“停止追击，正是依据第三次战争计划所定，贵方代表亦曾参与讨论，且该计划已呈送至您手中。因此，按照计划执行，无需再次向您汇报。”

金日成表示：“我赞同志愿军进行休整，但希望尽量减少休整周期。我们可以在休整的同时继续追击敌人，例如，可以先派遣3个军进行追击，其余部队则在休整一个月后继续向南推进，这样如何？”

彭德怀回应道：“绝不可行，敌军意图诱使我军南进，企图逐一将我军围而歼之。若我军执意追击，必将陷入不利之境。”

金日成继而言道：“即便南下之役未能彻底剿灭敌人，若能解放城镇与乡村，乃至拓展疆土，亦是值得欣慰之事。”

僵持近3小时。

彭德怀面对金日成的坚定立场，尽管努力劝说却未能达成共识，只得无奈地将一份1月9日的复电交到金日成手中。金日成低头细阅电文，只见其中提到：“若朝方同志认为无需休整和补充即可继续前进，我方亦赞同人民军继续对敌发起攻势，并允许朝鲜政府自行直接指挥。而志愿军则负责仁川、汉城以及三八线以北的防御任务。”

金日成览毕电报，神情略显尴尬，却也难掩不甘。他不愿轻易更改己见，次日午后，便与外交部长朴宪永一同赶至联军司令部，直言道：“目前我军尚未对美军造成致命打击，唯有迅速派遣三军，将其主力予以歼灭，使其遭受重创，美军自会撤离朝鲜。”

“绝不可盲目行动！美军并非会遵从我们的安排。寄望于迅速胜利却无周全准备，终将招致败局。战争非同儿戏，不能寄望于偶然。连续经历三场战役，若不进行补给与休整，又怎能再战而胜？彭德怀情绪激昂，终至拍案而起，怒吼道：‘若照你们所言行事，志愿军必败无疑。彭德怀从不参与毫无胜算的战斗。若你们觉得我不胜任，请另寻高明！”

金日成与朴宪永目睹彭德怀情绪激动，随即缄口不言。

有人呈递了一封电报，此乃斯大林亲致，命金日成转交予拉佐瓦耶夫。电文措辞严正，斯大林指出拉佐瓦耶夫忽视主客观条件，坚持南下的立场实为不当。随即，斯大林下令撤销拉佐瓦耶夫的大使职务，并要求其即刻回国，静候进一步处理。电文亦强调，彭德怀是一位历经考验的卓越指挥官，曾率领志愿军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彭德怀被誉为军事天才，今后一切决策应遵从彭德怀的指导。

种种冲突最终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了彭、金二人身上。

这种对金的怨念，实则与他不遗余力地打击延安派、推崇个人崇拜的行为密切相关。

但更重要的因素，或许还在于彭德怀及其志愿军的存在，对金日成在党内清洗延安派是一种障碍。朝战结束后，因美军未从半岛撤退，志愿军亦只得继续驻军朝鲜，直到1958年才全面撤离。此一时期，恰值金日成致力于在朝鲜确立自己的个人崇拜。而为确立这一崇拜，首要之务，即是削平党内诸派系如苏联派、南劳派、延安派。其中尤以延安派最为关键，因该派骨干与军队多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1955年，金日成对延安派的大规模清洗拉开序幕，矛头直指该派系的第三号人物朴一禹。金日成对朴一禹的指控是，他自诩为中国派系的代表，宣称“党内不应提拔中国同志担任干部”，并指责朴一禹进行了宗派活动。

1956年，赫鲁晓夫以党内秘密报告的形式，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错误，此举在朝鲜迅速引发连锁反应。据时任金日成秘书室长的高奉基披露，当秘密报告传达给朝鲜劳动党全体会议时，“金正日和朴金喆惊得目瞪口呆。我坐在离主席台近的地方，所以能清楚看清他们的面部表情。”

受此影响，稍后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金日成虽严防死堵，与会者发言稿均须经事先审查，凡涉及个人崇拜之言论全被删除，但延安派头号人物金枓奉仍带头发言称：“正确实行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列宁的集体领导”。

不久之后，延安派与苏联派携手结盟，携手苏联驻朝鲜使节，共同对金日成施加压力。1956年8月，双方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展开正面交锋。最终，以金日成取得胜利，延安派的核心成员尹公钦、徐辉等四人逃往中国而落幕。随后，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两次向赫鲁晓夫发出信函，恳请中苏两党介入此事。

中苏两党磋商后，决定派遣米高扬、彭德怀、聂荣臻前往朝鲜，调停此次事件。出发前，毛泽东曾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明确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泽东要求，“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后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彭德怀等人到朝鲜后，与金日成有过两次秘密深谈，具体内容迄今未曾披露。但显然并未解决问题，据高奉基披露：

“米高扬和彭德怀在九月全会上，期待委员们站起来进行揭露与批判。结果只有林雄日一个人痛哭流涕地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米高扬和彭德怀感到这是金日成进行铁桶一样的封锁所致，但也无有办法。会议接受兄弟党(指苏、中)代表的意见，决定恢复徐辉、尹公钦等之党籍。”此后，延安派继续遭到打击，中朝关系亦一度进入冰点。